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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特立于20世纪50年代曾致杨树达两封信，探讨中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研究的问题。经查考，这两封信在已刊徐特立文集中未曾收录，均为佚文。考释这两封信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徐特立与杨树达之间长期的学术友谊，而且对于认识和研究徐特立的学习精神、研究精神和奋斗精神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徐特立（1877-1968），原名立华，字懋恂，号师陶

徐特立（1877-1968），原名立华，字懋恂，号师陶，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著名学生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李维汉、田汉、许光达等。徐特立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先后被收入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所编的《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和武衡等主编的《徐特立文存》（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年），但仍有漏收。徐特立于20世纪50年代致杨树达的两封信就属于这种情况。

一、徐特立致杨树达的两封信

笔者最近在杨树达的嫡孙杨逢彬整理的《积微居友朋书札》一书中发现了徐特立致杨树达的这两封书信。其中第一封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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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夫先生足下：

前函及大著收到时，弟正抱病入医院，第二次收到惠书刚出医院，是以对于大著只略加流览。弟二十年来对于国学荒疏以极，近二三年开始研究国学，到北京才得到足够的国学书籍。目前正从事这项研究，其中心为史学。但史学属于三代以上者必须读经，所以训诂也是必识之书。尊著卷一《释嫁》中详证男子称“家”，弟读《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似是女子称“家”，因读了尊著，又有加从新考虑的必要。弟目前负有责任研究历史。过去无素养，目前在北京师友较多，又苦时间不够，兼之精力也不如从前。近来写了两篇关于史学的文章，以作编学校用的《历史》之原则，是从近两年来读史所得再用来作写历史教科书之原则。目前开始进到有计划地建设文化，而科学民族化是政协纲领之一，所以弟又回到读经史，但读的方法与过去有若干基本上的不同。是否有当，乞指正。此致

敬礼！

弟特立顿首 （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一

第二封的全文如下：

遇夫吾兄足下：

《淮南子证闻》收到，感谢。《修辞学》奉上，请查收。北京近有改革汉字之议，尚未见之实行。弟对此素缺研究，正在阅读这一方面的书籍，乞有以教我。弟在长沙时，丢下一本油印的《中国语言学》，不知现在那时？请转告笑苏或书农两兄替我找来，并请他们对该书加以批语寄下。未另函，乞转致意为盼。此请

著安！

弟徐特立 （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

据笔者查考，以上两信均未被《徐特立文集》《徐特立文存》等徐特立文集所收录，徐特立的传记以及有关徐特立的研究著作与资料中也都未见提及，因此是徐特立的两篇重要佚文。

徐特立以上两信的收受人均为杨树达。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晚号积微翁，1885年6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898年，年仅13岁的杨树达考入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教习执教的长沙时务学堂，与后来大名鼎鼎的护国元勋蔡锷是同班同学。1900年，杨树达入长沙求实书院，学习数学、地理、英语等新知识，并比较扎实地掌握了中国古文基础，后又在乃父的指导下学习训诂专著。1905年起，杨树达被公派留学日本，先后在宏文书院、正则英语学校、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京都第一高等学校“日治欧洲语言及诸杂学”。1911年，杨树达回国，任职湖南教育司、图书编译局，兼任楚怡工业学校英文教员，后历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在此期间，杨树达与同在这些学校任教的徐特立相识，又因两人都爱好研究语言、历史，遂成为志同道合的学术朋友，常常在一起共同探讨和交流教学与学术上的问题。1914年1月，杨树达与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人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社内成立编译部，编辑“共和国中小学教科书”和翻译“东西著述”。徐特立、黄锡卣合编的《小学教科书》即由该社出版。稍后，他们又创办《公言》杂志，抨击封建的伦理道德，鼓吹改良社会，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徐特立在该刊发表《国文教授之研究》一文，杨树达也在该刊发表《日本文字通义 》《论经济学名称之不当 》等文章。

在教学中，杨树达发现当时最为流行并为各校所使用的国文教材《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错误较多，便草拟了有关批评文章，“抉发疵累”，并与徐特立等诸友进行探讨。大家觉得这些文章很好，建议杨树达将其整理成书出版。但杨树达却很犹豫，显得信心不足。徐特立则热情鼓励，并为之作序。在序中，徐特立指出了五个方面“原书不正确不明了之弊”，并强调：“小学为教育基础，科学时代，智育尤重形式陶冶。以极重要之事，人皆以其易而忽之，君（指杨树达，下同——引者）知其不可忽矣，又能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所述而不肯以示人，殆非古人实事求是之道。此余所以终力促君付梓者也。”在徐特立的鼓励与支持下，杨树达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词性释及批评》终于在1917年5月问世，对于纠正《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的错误，提高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6月15日，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织新民学会影响下，徐特立与陈润霖、杨树达、朱剑凡、彭国钧等湖南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提倡“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主张“各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真理”。7月6日，杨树达在健学会组织的第三次讲演会上演讲《教育与文字》，提倡白话文，主张中小学语文教育适当加入外国文学的成分，并提倡简化汉字，但不赞同废除汉字，受到徐特立等会友的好评。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详细介绍该会成立的缘由、会则及将要进行的事项，高度评价健学会“富于研究精神，所以破除自是自满的成见，立意很好”，其“自由讨论学术”的宗旨“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并称誉健学会的问世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在新民学会和健学会的推动下，湖南教育界空前活跃，研究和改革之风盛行，一股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革新旧教育的浪潮勃然兴起，有力地推进了湖南的教育改革和发展。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徐特立又与杨树达一道参加由毛泽东发起的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徐特立撰写的《致张敬尧的公开信》在上海和北京的报纸上刊发，历数张敬尧在任湖南督军期间所犯各种罪行；杨树达则代表湖南各界赴京请愿，共同为最终将张敬尧逐出湖南做出了努力。

驱张运动之后，徐特立和杨树达就各奔前程。徐特立踏上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之路， 1924年9月从法国归国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投身农民运动，并加入国民党；又于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毅然脱离国民党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周恩来等赴南昌策动武装起义；其后又跟随党中央转战南北，于1949年胜利进入北京，成为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领导人之一。而杨树达则北上任职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并兼任北京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师范高等学校等校教职，后又任清华大学、中国大学教授，讲授汉书、文字学、中国修辞学等课程。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树达返回长沙，先后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他参与发起九三学社，1948年受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树达历任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湖南省文史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并著有《汉书补注补正》《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语法纲要》《春秋大义述》《声训学》《中国修辞学》等，成为著作等身、颇具影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

在新中国建设热潮中，徐特立与杨树达一同当选中国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两位老朋友又恢复了联系和往来。徐特立每次回湘调研，都不忘寻访时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杨树达，共同探讨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的问题。除了不时见面交流学术心得，徐特立与杨树达还经常鸿雁传书，探讨和研究各类学术问题，共同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新发现的徐特立致杨树达两件书信就是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交往和探索的见证。

(原载：《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

发布于：湖南省